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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變革之路：為何有些國家能夠成功追趕發達國家？
在當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許多發展中經濟體逐漸展現出追趕發達國家的潛力。這種現象被稱為經濟收斂或追趕效應，意即較貧窮的國家的人均收入將比富裕國家增長得更快。這一理論不僅反映了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假設，也揭示了許多國家能夠經歷顯著變革的可能性。然而，這樣的追趕為何並非在所有國家中均可見？
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當經濟體的物理資本水準較低時，這些經濟體的增長可能會更快，被稱為“追趕增長”。
根據索洛－斯旺模型，經濟增長主要通過物理資本的積累來推動，直到達到一個最佳的資本每工人水平即“穩態”，在這個點上產出、消費和資本將保持不變。這種模型的核心是，所有經濟體都應該會在一定時間內在每人收入上實現收斂。發展中國家通常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因為其回報率相對較高，與資本豐富的國家相比，報酬遞減效應較弱。
根據杰克·戈德斯通的說法，20世紀的重大分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達到頂峰，並持續到1970年代初。從1980年代末開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顯著高於大多數第一世界國家，這標誌著重大收斂的來臨。
經濟增長文獻中，「收斂」一詞可以有兩種意義。「西格瑪收斂」是指各國收入水平的差距減少，而「貝塔收斂」則表示較貧困的經濟體增長速度快於富裕經濟體。當經濟的增長受到其他變數的影響時，這樣的增長稱為「條件性的貝塔收斂」。但當經濟接近其穩態時，增長率會下降，則被認為是「無條件貝塔收斂」或「絕對貝塔收斂」。
然而，任何一個貧窮國家的存在都不一定意味著其能獲得追趕增長的機會。摩西·阿布拉莫維茨指出了「社會能力」的重要性，包括吸收新技術的能力、吸引資本以及參與全球市場的能力。這些結構性條件必須存在，才能使經濟體實現有效的追趕增長。
阿布拉莫維茨認為，這些前置條件解釋了世界上還存在收斂的缺乏現象。
此外，技術的可獲取性也影響追趕增長的實現。開發中國家若無法獲取成本過高的先進技術，便會陷入效能低下的循環，導致一種低效率的狀態，而這種效率低下又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例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南韓和台灣等國在20世紀末成功追趕，成為發達國家。對比之下，某些封閉的經濟體由於不積極開展貿易，反而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正如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所指出的，某些發展中國家因為閉鎖的經濟政策而無法實現全面的收斂，這種情況能通過開放貿易得到改善。
薩克斯和安德魯·華納在1970至1989年對111個國家的研究中得出結論，工業化國家的每年人均增長率為2.3%，而開放經濟的發展國家則增長4.5%。
然而，「盧卡斯悖論」的存在指出即使開發中國家的資本水平較低，資本仍未必流向這些國家，這對此情況也提出了挑戰。近期對這種情況的研究提出質疑，認為流動資本不僅取決於國家自身的狀況，還取決於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未來的收斂依賴於國家自我改革，如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體系完善等結構性變革。而正如奧德德·伽洛爾所指出的，有三種不同類型的收斂：絕對收斂、條件收斂和俱樂部收斂。這些概念有助於深入瞭解不同國家的經濟增長軌跡及其背後的原因。
要想有效地促進經濟收斂，可能的解決方案之一是加強教育和創新能力。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能更好地適應新技術，則不論其起點如何，皆有可能在未來實現與發達國家的同步增長。
隨著全球經濟不斷變化，有哪些因素將最終促成或阻礙國家的追趕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