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子生物学的领域中,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质-活化受体(PPARs)是一组核受体蛋白,作为转录因子调节基因表达,对于细胞分化、发展及新陈代谢的调控过程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已识别出三种类型的PPAR,包括α(alpha)、γ(gamma)和δ(beta)。
α - 分布于肝脏、肾脏、心脏、肌肉、脂肪组织等多种组织。
β/δ - 在多种组织中表达,尤其是在脑、脂肪组织及皮肤中。
γ - 虽然由相同的基因转录而来,通过交替剪接产生三种形式:γ1、γ2、γ3,分布于几乎所有组织,包括心脏、肌肉、结肠等。 .
早在1980年代初,科学家们就在寻找一组与纤维酸药物有关的过程中发现了PPAR。 PPAR最初于1992年在剖面蟾蜍中被发现,被称为能诱导细胞中的过氧化物酶体增生活性的受体。 PPARα(alpha)于1990年首次被确定,那时科学家们正在寻找一种能提高小鼠肝脏中过氧化物酶体数量的分子靶标。
所有PPAR都与视黄醇X受体(RXR)异二聚体化,并结合到目标基因的特定DNA区域上。
这些DNA序列称为PPREs(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质反应元素),当PPAR结合其配体后,目标基因的转录会根据不同基因而增加或减少。
PPAR的功能受到其配体结合域精确形状的调控。在人体内,PPAR的内源性配体包括自由脂肪酸和前列腺素等。
三种主要的PPAR形式来源于不同的基因。 PPARα定位于22号染色体、PPARβ/δ定位于6号染色体、而PPARγ则位于3号染色体。这些受体的遗传性疾病影响其功能,通常会导致脂肪萎缩、胰岛素抵抗等问题。
PPAR的结构由多个功能区域组成,包括N端区域、DNA结合区域及配体结合区域等。 DNA结合区域中含有两个锌指模体,能够与特定的DNA序列结合,启动基因转录。
PPARα和PPARγ是许多药物的靶标,例如他们与降脂药物和抗糖尿病药物有着密切的关联。
例如,降脂药物纤维酸类可以激活PPARα,而抗糖尿病药物噻唑烷二酮则激活PPARγ。
此外,其他天然化合物也可能会激活或抑制PPAR的功能,这使得PPAR成为新药开发的重要目标。
随着我们对PPAR功能的深入理解,这些受体或许将成为治疗多种疾病的潜在靶点。但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些神秘的受体将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