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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辜的人被误判了！目击者证词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目击者证词在刑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成为判定无辜与有罪的重要证据。然而，根据无辜专案（Innocence Project）的研究，目击者误认是全国性错误定罪的首要原因，超过75%的透过DNA检测推翻的定罪，与目击者的误判有关。
目击者误认会对错误定罪造成致命影响，这一点早在DNA检测普及之前，法院就已开始讨论目击者证词的局限性。
美国最高法院的已故法官布伦南曾指出，自1967年的「美国v. 韦德案」至今，法院一直承认目击者识别证据的可疑性，并形容其为「声名狼藉的不可靠」。而在英国，刑法检讨委员会于1971年的报告中提到，错误识别的案例最常导致错误定罪。即便有这些研究，陪审团似乎仍对目击者的证词抱持高度信任。
无辜的受害者
许多因目击者错误识别而被错误定罪的案例引发了广泛关注。 1984年，北卡罗来纳的学生詹妮弗·汤普森被侵入其公寓的男子以刀威胁，并遭受侵害。这一切令人作噩梦。汤普森回忆：「我详细记住了他的面貌，无论如何都要让他被捕！」然而，事实证明她指认的嫌疑人罗纳德·枣果干并非真凶，而她原本的记忆却错误了。
汤普森在随后的审判中充满信心地说：「我确信选择的是他！」
这一事件最终因DNA检测的结果而翻转，事实上汤普森的真正袭击者在后来的审判中出现，但汤普森却否认曾见过这个人。该案例引发了关于目击者记忆的科学研究，促成了认知科学中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
影响目击者记忆的因素
目击者识别错误的原因可大致分为「系统变数」和「估算变数」。系统变数是指与警察程序相关的可控因素。例如，当警察在没有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进行示范时，受害者常会根据「相对判断」选择最符合嫌疑人描述的人，从而引发错误识别。
在1999年，司法部发布了一系列最佳实践指导方针，旨在改善警察在进行目击者识别时的程序。
此外，前置指示、盲法施行(lineup administration)的必要性以及线上结构与内容的正确选择，都深刻影响目击者的识别准确性。研究显示，当受害者在做出识别前被告知嫌疑人可能不在当中时，这能显著降低错误识别的几率。
受害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压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估算变数。研究表明，目击者在遭遇高压情况下的识别能力显著下降。例如，当目击者目睹暴力或枪械时，其对嫌疑人外貌的记忆常常遭受冲击，这被称为「武器专注效应」。
在高压情境中，目击者的记忆精准度显著下降，甚至可能增加误认的风险。
法律与证据的重要性
在美国刑事审判中，目击者的证据仍然被视为强有力的证据来源。然而，在法庭上，许多专家呼吁对目击者证言的可信度进行更谨慎的审查。根据无辜专案的数据，已有214名因错误识别被错误定罪的男性重获自由。
出于对目击者记忆错乱的警告，许多法律专家建议加强对目击者鉴定程序的检讨。
最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之所以发生，警察在收集证据时的各种程序因素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改善证据收集程序与制度设计是重新考量目击者证词的重要一步。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在证据不断被推翻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定义法律系统中目击者的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