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資訊爆炸的社會中,我們經常忽視教育對媒體理解的深遠影響。知識差距假說便是一項值得關注的理論,它探討了社會中不同教育和社會經濟地位(SES)成員在接收和處理媒體信息時的差異。這種差距根源於社會結構,使得高社經地位成員較易獲取高等教育及技術,而低社經地位的成員則受限於教育資源匱乏。隨著媒體信息的增多,這種知識差距隨之擴大。
「隨著大眾媒體信息的增多,社會中高社經地位的成員比低社經地位的成員更快獲得這些信息,因此他們之間的知識差距會隨之擴大。」
知識差距假說最初是在1970年由明尼蘇達大學的三位研究員提出,該假說預測,隨著大眾媒體信息注入社會系統的增加,社會上不同社經地位間的知識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反而會加大。他們認為影響知識差距的因素包括溝通技巧、信息儲存能力、相關社交接觸、信息的選擇性接觸及大眾媒體系統的本質等。
「接受更多正式教育的人通常擁有較高的閱讀和理解能力,這是獲取公共事務或科學知識的基礎。」
在這些因素中,溝通技巧尤為重要。教育水平較高的個體通常具備更強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使其能更快地理解和消化媒體信息。此外,那些已經掌握較多知識的人更能有效地將新資訊與舊有知識相連接,進而提高他們對於最新事件的理解。
知識差距的相關研究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早期研究者如威廉·S·格雷與露絲·穆諾在1929年為成人閱讀興趣進行調查,揭示了教育優勢對閱讀行為的影響。而在1940年,保羅·拉薩斯菲爾德則探討了聽收電台的內容與社經地位的關聯,發現低社經地位的人傾向於觀看較少「嚴肅」的節目。
「知識、教育和興趣之間是相互依存的。」
根據研究者的定義,知識差距假說是一項關於社會成員如何通過大眾媒體獲取資訊的研究問題。1970年代以來的研究表明,當知識高度公眾化的議題出現時,受教育程度較高者與低者之間的知識獲取階段存在顯著差異。研究顯示,社會上隨著媒體報導的提高,知識差距並未減少。
隨著對知識差距假說的進一步研究,很多政策制定者及社會科學家開始關注社區成員如何獲取資訊。過去幾十年的研究表明,經濟事件對於知識差距的影響深遠,從1929年的股市崩盤到1970年代的滯脹時期,社會各層面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知識差距隨之擴大。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人們的媒體參與方式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然而,數位落差的問題依舊存在,有研究顯示,網際網路的使用與社會經濟地位有密切聯繫。高社經地位的美國家庭更容易獲得多種數位設備,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接入網際網路,從而獲取資訊。
「低收入家庭的父母表示,他們的孩子在遠程學習期間可能面臨一系列數位障礙。」
這一現象在疫情中變得更加明顯,當日常生活(如工作和學習)轉移到線上時,許多低收入家庭卻未能有效應對。因此,知識差距的問題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並未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等級的差異。
教育如何影響我們的媒體理解,這不僅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也是當前社會迫切需要關注的議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該反思,如何才能縮小這種知識差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