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社會中,教育程度與知識吸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受到關注。根據知識差距假設,社會中的不同成員如何處理來自大眾媒體的信息,受其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SES)的影響,形成了顯著的功能性差異。社會中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往往能更迅速地吸收和理解信息,使得知識的差距日益擴大。
如果對於所有社會群體來說,獲取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有所不同,那麼知識的不平等必然會隨之加劇。
1970年,來自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者Phillip J. Tichenor、George A. Donohue和Clarice N. Olien首次提出了知識差距假設。該假設預測,隨著大眾媒體信息在社會系統中的滲透增加,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群體會以更快的速度獲得這些信息,而知識水平較低的群體卻難以跟上,因而知識的差距只有擴大的可能性。
知識差距的形成可歸因於五個主要因素,包括溝通技巧、儲存信息的多寡、社交接觸的相關性、選擇性接觸及大眾媒體的本質。
知識差距假設的根源可追溯至早期的大眾傳播文獻。早在1920年代,研究者們就已開始探討個人特徵對媒體內容選擇的影響。1929年,William S. Gray和Ruth Munroe的研究表明,受過較高教育的人能更快地理解報紙文章的主題,並在接下來的閱讀中快速轉向其他相關材料。
1940年,Paul Lazarsfeld對社會經濟地位與收聽習慣的關係展開研究,發現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雖然聽取更多廣播節目,但卻很少接觸到“嚴肅”的內容。這些研究揭示了在知識獲取過程中,教育的重要性。
知識差距假設的操作化旨在通過研究問題來探索不同社會群體的知識獲取過程。研究者Jack Rosenberry和Lauren A.Vicker指出:“假設基本上是一個研究問題,研究者需要提出問題並回答它們,以形成理論。”這意味著,隨著社會對大眾媒體知識獲取的關注,知識差距假設在不同的時間內都有著顯著的研究和觀察。
該假設的驗證結果表明,在高曝光率的新聞報導中,教育水平與知識獲取之間的相關性更高,而在低曝光率主題中則不太明顯。
自1970年代以來,關於社會群體獲取信息的研究日益增多。Cecilie Gaziano於1997年的更新研究顯示,教育與收入之間的差異不斷擴大,并且這一問題在不同的經濟事件中始終如影隨形。
多項研究顯示,知識差距問題始終存在,無論是研究主題、方法論、理論變化還是其他因素影響。
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人們使用媒體的方式,但同時也加大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所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在美國,低收入家庭在科技設備和網絡訪問方面的劣勢使得他們在信息獲取上處於不利地位。
在疫情期間,數字鴻溝更是突顯出來,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因為缺乏可用的設備和網絡而影響到學習。這些現象不僅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問題,且讓傳播研究者重新思考如何解決這一知識的獲取不平等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高教育程度的人似乎佔據了更有利的地位,那麼,未來的社會是否能找到消弭這些知識差距的方法?
這些清晰的界限告訴我們,在知識獲取的過程中,高教育程度的人因為擁有更好的資源和環境,而持有着明顯的優勢。當社會不斷發展,問題依然存在,那麼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獲得信息和知識的機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