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處方藥價格屢屢居於全球最高之列,這一情況在21世紀成為重要話題,尤其是在2009年的美國醫療改革辯論中,以及2015年再度引發關注。高藥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政府所授予的垄斷權利,使其無法利用議價能力達成藥物價格的降低。於是,最終美國的納稅人成為了全球藥物研發的補貼者。
根據2021年的一項綜合文獻回顧發現,美國的處方藥價格比所有32個比較國家高出256%。
藥品歷史中,製藥公司能夠以較少的限制設定價格,這使得美國的藥物價格與其他國家相比相當不合理。根據研究,2004年以來,美國的品牌藥價格一直顯著高於加拿大、印度、英國等其他設有價格控制的國家。
2003年,擁有共和黨多數的國會推動了美國醫療保險藥物改善與現代化法案,該法案禁止Medicare,即美國最大的單一支付者醫療保險系統,與製藥公司協商藥品價格。
研究指出,政府僅在一些小型政府健康計劃中如退伍軍人事務部和國防部,施行藥品價格相關策略。
在2019年的民調中,有86%的美國人支持允許Medicare與藥品製造商協商價格。此後,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屢次通過與此相關的提案,但是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卻未能實現。直到2022年,通過了《通脹減少法案》,該法案於2026年開始允許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協商某些處方藥的價格。
然而,位於一場費用不斷上升的醫療體系的背景下,美國人的用藥成本已經讓很多病患不得不採取節省開支的措施。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在2018年的一次調查中,9.5%的美國Medicare受益者報告稱,未能負擔得起處方藥的費用,並因此未能遵循醫療指示。
一項研究表明,美國用藥價格是其他國家的4到10倍不等,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因為價格問題未能遵從處方。
這種不合規的處方行為不僅加重了病患的痛苦,也給整個社會的醫療系統帶來了巨大的負擔。根據《西健康政策中心》的研究,預計未能負擔處方藥費用的老年人,在接下來的十年內將有超過110萬人提前死亡。
針對這一現實,近年來,針對藥物價格的改革逐漸成為議題。2010年,《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通過,旨在提高美國的醫療保險覆蓋率,降低家庭的醫療支出,其中亦涉及對藥品的規範。
2016年,Medicare對處方藥的涵蓋規定頒布了相應的折扣,這些措施意在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
即便如此,專業藥品的高價格仍然對患者造成重大壓力,患者在面對生死攸關的藥物時被迫選擇跳過藥物或降低劑量。以上述的EpiPen為例,價格在2011至2016年期間飆升近400%。
在美國以外的國家,患者所需要的同類藥物往往具有更低的價格,這促使一些美國患者選擇跨境購藥,甚至有人選擇前往加拿大等地賣藥來降低開支。
不過,在高藥價的背後,還有一系列的市場專利及製藥公司保護自己的策略,比如延長專利期和推出各式各樣的專利藥物,這也極大地限制了市場競爭,使得患者只能忍受高昂的藥費。
隨著美國社會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加深,許多聲音開始要求政府採取行動,讓制藥業的負擔回歸到應有的水平。這不僅是經濟層面的考量,更是人道主義的迫切需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人為全球的藥物研究提供補貼的現狀究竟會持續多久?有沒有可能改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