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7日,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展開了一系列社會心理學實驗,旨在測量參與者在面對權威人物時,願意服從的程度,即使這些命令與他們的良心相抵觸。這一系列實驗的核心問題是:在壓力和權威的影響下,普通人究竟能多大程度上偏離道德規範?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是在納粹德國戰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的三個月後展開的。他希望通過這一實驗來解釋大屠殺的心理學,並探討“艾希曼和他的一百萬同夥是否只是服從命令?”這一廣為流傳的問題。因此,他設計了一個看似無關的電擊實驗,實際上卻收集了有關人類服從權威的數據。
實驗包括三個角色:負責執行實驗的“實驗者”、被認為是“教師”的參與者,以及“學習者”,後者實際上是一名演員。在這個實驗中,參與者被引導相信,自己正在協助一個有關記憶和學習的科學研究。他們每次在學生回答錯誤時,都需要使用電擊,隨著錯誤回答增多,電壓逐漸增加,最終甚至可達450伏特。事實上,學習者並不會受到實際傷害。
米爾格拉姆在1974年寫道,“普通人如果在權威命令的驅使下,竟可以將自身道德拋諸腦後,成為了一個危險的執行者。”
令人震驚的是,及時參與者面對著明顯不適的情況,65%的受試者仍然選擇執行最高電壓的命令。參與者在施加“電擊”的過程中,表現出趨近癲癇和自責的跡象,但在權威的威脅與保證下,最終選擇持續實驗。這引發了對於人的良心和道德感的深刻思考。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引起了關於研究倫理的爭議。許多心理學家質疑他是否對參與者的情緒及心理指控負有責任,米爾格拉姆堅稱參與者大多表達了參加體驗的滿意和價值。在這場有關服從和道德的爭辯中,參與者的情感受挫,也使得心理學研究倫理的標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應用於此研究的倫理問題表明,“不僅要研究人的行為,還要顧及他們的心理健康。”
米爾格拉姆將實驗與納粹德國的行為對比,試圖指出在極端情況下,普通人也會被迫服從。但此類比隨後遭到了多位學者的反駁,認為兩者之間存在根本性差異。參與者與歷史事件中的凶手並不具備同樣的心理動機,實驗旨在探討的服從行為,與淨化人格和意志的系統化合作並不吻合。
米爾格拉姆提出了兩種主要的行為理論:一是服從理論,認為在壓力和社會群體下,個體將行為責任推向權威;二是代理狀態理論,當個體認知自我為他人意志的執行工具,則很容易放棄對其行為的責任感。這兩種理論共同解釋了在面對道德困境的時候,人們如何選擇服從於權威要求。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不僅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也引發了長期的社會反思。為什麼在當前社會中,許多人仍然選擇在權威的逼迫下去履行不道德的命令?這不僅關乎個人的道德抉擇,還揭示了社會結構中權力與道德的緊密聯繫。
在今日社會,是否還有我們未曾察覺而依舊存在的命令和權威,即使它們或許並不符合我們內心的道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