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得性启发式,或称为可得性偏误,是一种心理捷径,当个人在评估某个特定主题或作出决策时,依赖立即能浮现在其脑海中的例子。这种启发式基于这样的观念:如果某件事情很容易回想起来,它就一定重要,或至少比一些不那么容易回忆的替代解决方案重要。这种思维方式固有地对最近获得的信息存在偏见,并表现出人们对某些事件的回忆越容易,则其感知到的影响越大。
更易记忆的后果,往往被视为更为重大的,这是可得性启发式的核心所在。
这一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提出。他们的研究颠覆了当时主流心理学中将人视为理性决策者的观点,并揭示了在不确定情况下,人们往往依赖有限的简化启发式,而非全面的算法处理。这一想法迅速传播至法律、医学和政治科学等多个领域,挑战了理想化判断模型的描述充分性。
在可得性启发式中,人们倾向于根据他们容易回想起的事件范例来评断事件的频率。 1973年,特维斯基和卡尼曼首次正式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将其命名为“可得性启发式”。例如,如果一个人被问到英语中以字母“k”开头的单词和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哪个更多,他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许多以“k”开头的单词,并错误地得出结论:以“k”开头的单词更多。
“可得性启发式表明,人们在面对选择时,仅基于能随时想起的事例来进行判断。”
这种心理过程在许多日常生活中都有体现,无论是在健康风险评估、金融市场行为,还是法律决策上。例如,媒体报导中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如绑架案件,会让人们主观觉得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高于实际,因为这些事件在他们的记忆中更为鲜明。
在健康领域中,对艾滋病的风险评估往往受到可得性启发式的影响,医生们在评估自己面对HIV的风险时,可能会根据最近接触的艾滋病相关信息来影响他们的判断。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有时候夸大的媒体报导下,是否会使公共健康风险的评估变得不准确?
研究显示,可以接触到的资讯在塑造人们的风险评估中占据了重要的角色。
在商业和经济的应用中,可得性启发式同样影响着投资者的判断。当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投资者往往会基于近期的信息做出反应,而忽视长期趋势及其他相关资讯,这极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调查显示,跨年投资者在面对不稳定市场状况时,经常基于易于回想的印象来做出过于悲观的预测。
在教学环境中,可得性启发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项研究发现,学生在课程评价中,回忆难易程度会影响他们对课程的整体评价。当学生需要回想大量意见时,他们的评价往往较为宽容;反之,如果任务较简单,他们可能会对课程给予更低的评价。
在司法系统中,陪审员的判断也会受到可得性启发式的影响,他们在作出判决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受到媒体报导的强烈案例的启发,如名人犯罪案等,而忽视常见却不引人注目的案件。
可得性启发式的存在确实帮助我们在许多情境中做出快速判断,但也伴随着一定的偏见。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这些潜藏的心智结构下,我们的决定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