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思考偏见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时,心理学家们透过各种研究揭示了影响我们思考的心理机制,尤其是可得性启发式的作用。可得性启发式是一种心理捷径,基于个人能够立即回想起的例子来评估某些主题或决策的频率和重要性。就这样,它使我们特别容易受到近期资讯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全面的事实。
可得性启发式的运作原则在于「如果某件事情能够被记起,那么它一定重要」,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更容易过度评估某些事件的频率或重要性。
可得性启发式的概念最早由艾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在1970年代提出。他们的研究挑战了之前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观点,指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类判断往往依赖于有限的简化启发式,而非深思熟虑的逻辑推理。这一发现促使了心理学、法律、医学及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判断的本质。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进行的一项经典实验是关于字母「K」的研究。他们询问参与者,当随机从英文文本中选取一个单词时,会更有可能出现以「K」开头的单词还是「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结果显示,因为参与者能想起以「K」开头的单词(如「kangaroo」、「kitchen」等),他们便错误地认为这类单词的频率更高,而忽略了实际上包含「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更多。
人们在回答问题时倾向于比较两个类别的可得性,这使得常用的选项被视为更常见的选择。
媒体报导在塑造大众的风险感知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当新闻频繁报导有关儿童绑架的案件时,人们过于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率较高,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极为明显。媒体对于影响力事件的广泛报导往往使人们低估常见事件的风险。
在健康风险评估中,医生和公众对于艾滋病的恐惧可能是因为这个疾病在媒体中的可得性。研究显示,当参与者面对有关疾病的信息时,易于回想的信息会影响他们对该疾病风险的判断。
在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经常依赖可得性启发式来进行风险评估。他们对于近期的市场波动记忆犹新,这影响了他们的投资决策。研究显示,投资者在做出决策时会过度关注最近的信息,从而导致判断的失误,例如高估市场风险。
Craig R. Fox的研究显示,学生在对课程进行评价时,所回想的内容的难度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学生如果被要求列出多个改进意见,因为回忆的困难,对课程的整体评价倾向变得不理性。同样的效应在儿童群体中也得到了印证。
可得性启发式在法律实务中影响法官和陪审团的决策。人们往往会根据媒体报导的突出案件来评价特定行为的违法性,却对大量的普通案件视而不见,这在某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
总之,可得性启发式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心理现象,它深入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从决策到判断。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如此多的可得信息,我们是否能够清楚识别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误导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