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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启发式如何导致我们高估或低估事件的频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依赖一些心理捷径来帮助我们快速做出判断，这些心理捷径中的一项就是可得性启发式。可得性启发式，或者称之为可得性偏误，是一种依赖于最近记忆中易于联想的实例来评估某一特定主题或事件的心理策略。这种启发式基于的一个观念是，如果某件事情能够被轻易记起，那么它就必然重要，或者至少比那些不容易被想起的替代方案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取决于最近获得的信息，进而可能导致对事件频率的高估或低估。
可得性启发式经常会导致我们过度关注那些在媒体上频繁报导的事件，如新闻中的儿童绑架病例，从而使我们高估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
可得性启发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当时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开始探讨「启发式与偏误」。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决策者，但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判断往往依赖于有限的简化策略，而非深奥的算法处理。这一相关的概念迅速传遍到法学、医学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
在一项经典实验中，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请受试者评估随机选取的词汇，并询问「英语中以K字母开头的单词是否比第三个字母为K的单词更常见？」他们发现，参与者通常会更容易想起以K开头的单词，例如「kangaroo」或「kitchen」，从而错误地判断以K开头的单词更频繁地出现，而实际上，在大多数文本中，第三个字母为K的单词数量是两倍于以K开头的单词。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判断不仅依赖于他们脑海中可以回忆的内容，还受到这些内容可回忆的难易程度影响。
此后，许多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可得性启发式给人类思维带来的各种影响，特别是在危机和不确定情况下。举例来说，当人们被要求列举他们的学习方法时，若只能列举出三个，便会对于自己的成绩预测产生更高的信心；换句话说，当回想资讯变得越困难时，他们对于预测表现的信心则越低。
可得性启发式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个人判断，它在社会和文化中也扮演着强大的角色。媒体的报导方式常常会强化人们的可得性偏误，尤其当特定事件如毒品犯罪、恐怖袭击等充斥于新闻报导中，观看者很容易高估这些事件的发生概率。然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不会受到如此广泛的报导，从而更加难以引起民众注意。
因此，暴力事件和凶杀案等四下传播的新闻，更可能导致人们对犯罪和社会不安的想象过于负面与美化，而疏忽了更常见和不引人注意的事件，如交通意外或常见病症的威胁。
在商业和经济方面，可得性启发式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股市上的投资者常常受到当前行情的影响，根据易于访问的信息做出判断，而不是全面考虑所有相关数据。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何许多投资者在经历了一段不景气后，会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甚至在股市回暖时依然迟疑不决地投入资金。
最终，可得性启发式不仅影响我们的判断，还引导着我们的行为。无论是在个人生活、社会认知还是经济决策中，这种心理捷径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影响时，我们是否有可能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避免被可用信息的表象所迷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