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得性啟發式,或稱為可得性偏誤,是一種心理捷徑,當個人在評估某個特定主題或作出決策時,依賴立即能浮現在其腦海中的例子。這種啟發式基於這樣的觀念:如果某件事情很容易回想起來,它就一定重要,或至少比一些不那麼容易回憶的替代解決方案重要。這種思維方式固有地對最近獲得的信息存在偏見,並表現出人們對某些事件的回憶越容易,則其感知到的影響越大。
更易記憶的後果,往往被視為更為重大的,這是可得性啟發式的核心所在。
這一概念最早由心理學家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提出。他們的研究顛覆了當時主流心理學中將人視為理性決策者的觀點,並揭示了在不確定情況下,人們往往依賴有限的簡化啟發式,而非全面的算法處理。這一想法迅速傳播至法律、醫學和政治科學等多個領域,挑戰了理想化判斷模型的描述充分性。
在可得性啟發式中,人們傾向於根據他們容易回想起的事件範例來評斷事件的頻率。1973年,特維斯基和卡尼曼首次正式研究了這一現象,並將其命名為“可得性啟發式”。例如,如果一個人被問到英語中以字母“k”開頭的單詞和以“k”作為第三個字母的單詞哪個更多,他可能會第一時間想到許多以“k”開頭的單詞,並錯誤地得出結論:以“k”開頭的單詞更多。
“可得性啟發式表明,人們在面對選擇時,僅基於能隨時想起的事例來進行判斷。”
這種心理過程在許多日常生活中都有體現,無論是在健康風險評估、金融市場行為,還是法律決策上。例如,媒體報導中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如綁架案件,會讓人們主觀覺得發生此類事件的可能性高於實際,因為這些事件在他們的記憶中更為鮮明。
在健康領域中,對艾滋病的風險評估往往受到可得性啟發式的影響,醫生們在評估自己面對HIV的風險時,可能會根據最近接觸的艾滋病相關信息來影響他們的判斷。這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有時候誇大的媒體報導下,是否會使公共健康風險的評估變得不準確?
研究顯示,可以接觸到的資訊在塑造人們的風險評估中佔據了重要的角色。
在商業和經濟的應用中,可得性啟發式同樣影響著投資者的判斷。當市場出現劇烈波動時,投資者往往會基於近期的信息做出反應,而忽視長期趨勢及其他相關資訊,這極有可能影響他們的投資決策。調查顯示,跨年投資者在面對不穩定市場狀況時,經常基於易於回想的印象來做出過於悲觀的預測。
在教學環境中,可得性啟發式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一項研究發現,學生在課程評價中,回憶難易程度會影響他們對課程的整體評價。當學生需要回想大量意見時,他們的評價往往較為寬容;反之,如果任務較簡單,他們可能會對課程給予更低的評價。
在司法系統中,陪審員的判斷也會受到可得性啟發式的影響,他們在作出判決時可能會不自覺地受到媒體報導的強烈案例的啟發,如名人犯罪案等,而忽視常見卻不引人注目的案件。
可得性啟發式的存在確實幫助我們在許多情境中做出快速判斷,但也伴隨著一定的偏見。這不禁讓我們思考:在這些潛藏的心智結構下,我們的決定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