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依賴一些心理捷徑來幫助我們快速做出判斷,這些心理捷徑中的一項就是可得性啟發式。可得性啟發式,或者稱之為可得性偏誤,是一種依賴於最近記憶中易於聯想的實例來評估某一特定主題或事件的心理策略。這種啟發式基於的一個觀念是,如果某件事情能夠被輕易記起,那麼它就必然重要,或者至少比那些不容易被想起的替代方案更為重要。因此,我們的思維方式往往取決於最近獲得的信息,進而可能導致對事件頻率的高估或低估。
可得性啟發式經常會導致我們過度關注那些在媒體上頻繁報導的事件,如新聞中的兒童綁架病例,從而使我們高估這些事件發生的概率。
可得性啟發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當時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開始探討「啟發式與偏誤」。過去,人們普遍認為人類是理性的決策者,但他們的研究發現,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判斷往往依賴於有限的簡化策略,而非深奧的算法處理。這一相關的概念迅速傳遍到法學、醫學及政治學等諸多領域。
在一項經典實驗中,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請受試者評估隨機選取的詞彙,並詢問「英語中以K字母開頭的單詞是否比第三個字母為K的單詞更常見?」他們發現,參與者通常會更容易想起以K開頭的單詞,例如「kangaroo」或「kitchen」,從而錯誤地判斷以K開頭的單詞更頻繁地出現,而實際上,在大多數文本中,第三個字母為K的單詞數量是兩倍於以K開頭的單詞。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研究表明,人們的判斷不僅依賴於他們腦海中可以回憶的內容,還受到這些內容可回憶的難易程度影響。
此後,許多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索了可得性啟發式給人類思維帶來的各種影響,特別是在危機和不確定情況下。舉例來說,當人們被要求列舉他們的學習方法時,若只能列舉出三個,便會對於自己的成績預測產生更高的信心;換句話說,當回想資訊變得越困難時,他們對於預測表現的信心則越低。
可得性啟發式的影響不僅僅限於個人判斷,它在社會和文化中也扮演著強大的角色。媒體的報導方式常常會強化人們的可得性偏誤,尤其當特定事件如毒品犯罪、恐怖襲擊等充斥於新聞報導中,觀看者很容易高估這些事件的發生概率。然而,對於日常生活中的常見事件,這些事件往往不會受到如此廣泛的報導,從而更加難以引起民眾注意。
因此,暴力事件和凶殺案等四下傳播的新聞,更可能導致人們對犯罪和社會不安的想象過於負面與美化,而疏忽了更常見和不引人注意的事件,如交通意外或常見病症的威脅。
在商業和經濟方面,可得性啟發式也同樣起著重要作用。研究發現股市上的投資者常常受到當前行情的影響,根據易於訪問的信息做出判斷,而不是全面考慮所有相關數據。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何許多投資者在經歷了一段不景氣後,會對未來持悲觀態度,甚至在股市回暖時依然遲疑不決地投入資金。
最終,可得性啟發式不僅影響我們的判斷,還引導著我們的行為。無論是在個人生活、社會認知還是經濟決策中,這種心理捷徑都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當我們開始意識到這種影響時,我們是否有可能做出更加明智的決策,避免被可用信息的表象所迷惑呢?